精选百余种代表性中华典籍，国内39家出版单位同心协力，历经30多年的翻译出版之路，目前已形成汉语与40多种外语对照版本……《大中华文库》作为第一次全面系统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参与者以匠心展现出版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以册页传递中华文化的风姿与意蕴。

近日在深圳举办的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大中华文库》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出版书系集中展陈，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予以一致好评。

志同道合践行出版初心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该工程始于1994年7月，由原新闻出版署批准正式立项，并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主任、总编辑杨牧之回忆：“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华书局工作之时，就已萌生了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系统出版的愿望。真正时机成熟，是我从中华书局调转到原新闻出版署工作之后。”

杨牧之介绍：“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请来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叶水夫、林戊荪等老专家征求意见。又请来外文出版社、中华书局、现代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几家单位志同道合者积极谋划，仔细研究，完善构想，践行初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文出版社是这一工程的主责实施单位，承担项目统筹、工作协调及绝大多数文库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等国内其他38家出版单位先后承担相关书籍的出版任务。

截至目前，《大中华文库》已实施三期工程。第一期汉英对照版113种，共计214册，近1亿字，已经全部出版；第二期汉语与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日语、韩语7种语言的多语种对照版190种，共计462册，2亿余字，也已经全部出版；第三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批、第二批）项目涉及近40种语言的104个项目，已出版60余种、80余册。

沃土耕耘形成三个高峰

“汉英对照版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一个高峰，多语种双语翻译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二个高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双语翻译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三个高峰。”杨牧之说。

从1994年到2016年，文库学术顾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形成工作合力，用22年时间完成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的译介出版，将中华文化之“经典”转化为域外传播的“新知”。

从2009年开始，文库工作委员会着手启动多语种项目，把中文典籍翻译成7种语言。据介绍，第二期项目从汉英对照版113种典籍中选出常用且必备的25种典籍，用7种语言和中文对照出版。

2019年，文库工作委员会组织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项目。第三期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涉及39种语言。

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化系主任、教授吉来向记者表示，从先秦时期《论语》中“和为贵”的主张、《庄子》中“与天地为合”的见解到北宋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再到当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华文化和合之美的思想一脉相承，并通过典籍册页传播到世界各地。

精选书目精细翻译精心印制

“心系大中华，文献典籍译开花，书香满天涯。”《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陆彩荣用汉俳记录文库的译介传播。

在《大中华文库》的封面设计上，突出三个标志性元素：一是故宫大门上的“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文化的宝库；二是黄河壶口瀑布，象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奔腾向前；三是书脊下方的长城垛口，当整套文库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长城垛口便连成长城，象征中国文化如万里长城般巍峨挺立、连绵不断。

工作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坚持精选书目、精细翻译、精心印制三大原则，以求达到国家出版水平的高标准。

中国古代典籍有20多万种，从中选出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做好《大中华文库》的根本。杨牧之说：“最终确定的113种典籍，上自先秦，下至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既有已广为国外所了解的《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更多的则是目前没有译本，或没有完整译本，很少为国外所知的经典。我们担心优秀的图书漏掉，《大中华文库》全部选题落实后，再一次征求各学科有代表性的专家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选题很全面，一流的书基本收入了。”

《大中华文库》自始至终把保证翻译质量作为首要任务，组织中外专家进行翻译审校，中文原文也都经过了精心选择、认真校对。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社的遴选、签订出版合同、制订出版计划等组织协调工作，从而保证文库工作有计划地稳步进行。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内容审查。在翻译质量上，出版社进行一、二、三审，编辑委员会进行四审和五审。四审主要请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外文专家以及学术界的中文专家论证审稿，五审由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负责，如果不合格就要退回去重新做编辑加工。文库还按照国际惯例，编制词目索引，撰写导言，满足现代读者需要。

“这一项目既让中外译者发挥各自专长、协作互鉴，更将中国典籍外译推向新高度，为中外译者提供了展示翻译能力、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说。

这一工程先后有39家出版单位参与，为保证全书质量、外观的一致性，保证多批印制纸张颜色、质量的一致性，在编辑委员会下设印制小组。陆彩荣告诉记者：“印制小组的主要工作是统一版式、统一纸张、统一印刷、统一装帧，以‘四个统一’标准保证成品整体质量。”

纸质典籍与数字资源融合发展

记者采访的多位海外汉学家均表示，《大中华文库》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优质的出版质量，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名片。

“除作为国礼向外国相关机构赠书，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也将《大中华文库》列入向海外孔子学院赠书的目录，许多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已收藏此书。”《大中华文库》副总编辑、外文出版社社长胡开敏介绍，随着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大中华文库》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系列图书已进入海外127所孔子学院、58家图书馆、12家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建设的海外“中国图书中心”、超100家海外华人书店。参加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书展近70次，已累计在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新时代新征程上，《大中华文库》的参与者以“大出版+”理念加强《大中华文库》的资源建设，推动纸质典籍与数字资源和合共生。

“典籍翻译是目前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高地，应建立以人为主、技术为辅的协作模式。”《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李岩认为，从中华典籍数据库发展来看，未来都是语料库的基础材料，《大中华文库》下一步要将丰富完善基础语料作为重点工作。

“典籍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项需要深厚人文底蕴的文化工程。”《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松说，“在典籍外译的实践中，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协作模式，即以人文学者的专业判断为核心，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辅助工具，确保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失文化传承的精准性和思想阐释的深度。”